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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6日 (木)

伊福部昭、アレクサンドル・チェレプニン、江文也

  伊福部昭(いふくべ・あきら)是日本作曲家,是由于作《哥吉拉》(ゴジラ)的曲有名的。连不知道他名字的人们也听过这部怪兽电影的主题旋律。

  他讲究日本土著的音感,所以音乐学家把他当做“日本民族乐派”之一。他作的旋律有很独特的低音和节奏,让人们的心胸感受到很激烈的音响。这些特征让怪兽电影有很可怕的气氛。加之他的音乐有很特别的意义。哥吉拉受放射能的影响出生,这个故事表示了核武器的恐怖。伊福部是跟反核题目共鸣,承办了《哥吉拉》的音乐。他想表现古代的土著感性根源的旋律,那个旋律有对近代科学文明批判的意味。

  伊福部昭于北海道出身。他的父亲跟阿伊努(Ainu,北海道的原住民)的人们交往,所以他小时候听过阿伊努的歌舞。这个体验让他知道跟近代社会不同的感性,然后影响了他的音乐活动。

  他毕业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系以后做了林务官。但是从学生的时候起他就继续搞音乐活动,音乐同伴劝他作曲。一九三六年二十一岁的时候,他作的《日本狂诗曲》得了齐尔品奖。亡命俄人贵族的音乐家、亚历山大•齐尔品(Alexander Tcherepnin)是为了在中国和日本发掘很有为的青年音乐家们举行的这个作曲比赛。当时日本乐坛把伊福部的《日本狂诗曲》评价为很土气和不精练,所以不想对齐尔品推荐。但是齐尔品想在东亚找到崭新的音乐,他不喜欢模仿西洋音乐。他劝青年音乐家们以自己民族的感性作乐曲。伊福部的作曲态度正好合乎齐尔品的意图。

  《日本狂诗曲》有很喧哗的音响和很激烈的节奏,这些特征表示出日本祭祀的气氛。我第一次听过《日本狂诗曲》的时候,想起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作曲的《春之祭》。这支乐曲有俄国前基督教时代的异教文化根源的气氛。一九十三年《春之祭》在巴黎上演的时候掀起了激烈辩论,这个争论是现代音乐的开端。伊福部喜欢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斯特拉文斯基和伊福部都有一样的意图,古代感性的力气一定超过西洋近代音乐面对的墙壁。

  西洋近代文化的扩大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注意到自己民族文化消灭的危机,有的音乐家开始探求自己民族原有的音感。匈牙利的巴托克•贝拉(Bartók Béla)努力采集民谣,芬兰的西貝流士•让(Sibelius Jean)用《卡勒瓦拉》(Kalevala)神话的主题作曲。伊福部也是在那样的思潮中展开音乐活动的。伊福部被认为是“日本民族乐派”之一,不过这个“民族”的意思不是政治的民族主义,是探求个个民族固有的音乐感性的。所以他不只关心日本传统音乐,还用阿伊努和尼夫赫(Nivkh,千岛列岛的原住民,以前叫吉利亚克[Gilyak])的民谣旋律作曲。

  齐尔品是学生的时候俄罗斯革命爆发,他向比较安静的格鲁吉亚(Georgia)迁移。他在格鲁吉亚住的时候,高加索(Caucasus)音乐的绚烂音响让他受了很深的冲击(比如说在格鲁吉亚出生的亚美尼亚[Armenia]音乐家阿拉姆•哈恰图良[Aram Khachaturian]作曲的《马刀舞曲》表现的气氛)。这个体验让齐尔品关心起种种民族音乐的多样性,他想找跟西洋近代不同的音乐。所以他来东亚努力在日本和中国发掘有为的青年音乐家。

  齐尔品培育了一些青年音乐家,比如说日本的伊福部昭、中国的贺绿汀等等。那些人之一有江文也、在台湾出生的音乐家,我很关心他。我看侯孝贤导演的电影《咖啡时光》的时候,第一次知道了江文也的姓名。这是向小津安二郎致敬描写生活在东京的电影,女主角在这部电影的故事里找寻江文也在东京的脚印。江文也去日本留学以后,在日本音乐界成名。一九三六年他作曲的《台湾舞曲》在柏林奥林匹克音乐部门获得奖牌。

  齐尔品在东京见到江文也、在台湾出生的汉人。是齐尔品让江文也注目中华文明的。江文也受齐尔品的启发,怀抱着关于中国的浪漫情感,开始想去中国大陆。一九三八年江文也去北京当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日军侵略的时期,有的台湾人相信“台湾人是日中桥梁”的宣传去大陆。江文也也是这些人们之一。从一九三〇年后半期到一九四〇年前半期,他常去北京的孔庙查古代音乐史,依据他自己的调查写了《上代支那正楽考:孔子の音楽論》(他用日文写的这本书)、作了交响乐《孔庙大成乐章》。我读过《上代支那正楽考》的翻印本,觉得很有意思。他把孔子当做一个音乐家,以共鸣写这本书的观点很精彩。解放以后,江文也因为汉奸嫌疑被逮捕,但是马上获释。他继续在北京作曲。文化大革命时期他遭受迫害。他挽回名誉以后,在北京去世。

  关于江文也的两篇论文我觉得很好。片山杜秀〈江文也とその新たな文脈──1945年までを中心に〉(江文也《上代支那正楽考:孔子の音楽論》 [平凡社・東洋文庫,2009年]附录的解说论文)到日本战败的时候描写他的活动履历。我读这篇论文的时候,第一次知道了齐尔品给江文也的影响。周婉窈〈想像的民族風:試論江文也文字作品中的臺灣與中國〉(《臺大歷史學報》第35期,2005年6月)努力理解江文也的内在感性。他在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出生,去日本留学,然后去中国大陆在北京定居。那么复杂的认同意识容许不同的解释。台湾民族主义者重视他关心台湾土著民谣,中华民族主义者重视他关心中华传统文化。但是周婉窈的论文指出,江文也基本上是浪漫主义者。他很容易感动,回台湾的时候看到美丽的风景感动,到中国大陆的时候看到无边的大地感动。他看的台湾和中国都是浪漫的想象。江文也是为了作曲用这些艺术热情的,没有政治的意图。这篇论文不是依据现在政治的观点解释的他的活动,是在他自己生活的时代解释他的内在感性。

  在俄罗斯出生的齐尔品在高加索发觉了种种民族的多样性。所以他想找跟西洋近代不同的音乐,在东亚发掘了一些音乐家,比如说关心阿伊努的日本人伊福部昭、关心中华文明的台湾人江文也。那样的关系好像是跨越欧亚大陆的音乐旅程,我觉得很有意思。

 伊福部昭については以前にこちらに書いた。江文也『上代支那正楽考』についてはこちら、周婉窈〈想像的民族風:試論江文也文字作品中的臺灣與中國〉についてはこちらで取り上げた。伊福部昭、江文也、アレクサンドル・チェレプニンの三人の関わりについてはこちらで雑談的に触れ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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